香港凤凰网上的一篇介绍毛主席的...

更加现实、具体的认识，在国际上也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在1970年10月金日成访华时，曾提起这个政治旗帜，说：我们“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处所去保，那个处所去卫”。可以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它应时而生，顺势而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起全中国5万万同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使广大士兵也认识到，那是为祖国而战，为自己年迈的父母而战，为自己的妻儿而战。广大群众也纷繁捐钱捐物，有2000多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仅1951年一年的捐款就能够购买3700架米格飞机。抗美援朝真正成为一场全民的反侵略运动。而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有记者问，了解否、关心否，答：不开收音机。

    第三个例子：师出有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美国虽不说理，但也要打政治牌，它给出兵朝鲜的美国以及14个仆从国参战军队起了个好名，叫“联合”。其实，美国最亲密的伙伴英国派了两个旅，法国和大都国家象征地派兵，军队主要由美国派出的。你叫“联合”，打政治牌，更擅长打政治牌，我叫“中国人民志愿军”

    新中国投入的主力军队同美队作战，既要师出有名，又要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这确实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开始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时，认识到，总不克不及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因为你解放军可以解放台湾，但总不克不及解放到朝鲜去啊！于是他准备用“支援军”的名义。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说：“叫支援军不当。”问：“为什么？”黄说：“支援军是派遣的，谁派的啊？国家么！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说：“有事理。那叫什么啊？”黄说：“叫志愿军好。因为志愿么，就不是政府出兵，而是民间性质，是出于义愤。”叫志愿军，在国际上也有先例，西班牙内战时，著名的马德里捍卫战就有很多各国的志愿人员组成志愿军自愿到西班牙作战。于是，志愿军这个名字马上被从谏如流的所接受。事实证明，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在与美国斗争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历来没有宣战过。因为美国人找不到借口！它如果宣战，就等于认可自己是侵略者了。可见，确实是高人一筹，不愧是一位卓越的世界级大政治家。

    其二，：具有探索与立异精神的哲学军事家

    杜鲁门：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三军总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有它独有的、不合以往中国经历的战争的特点：其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其二，这是一场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它不合于国内的人民战争，有人民的直接支持，有根据地，筹粮、筹款便利，信息灵通，攻退自如，这些优势在朝鲜战场上都没有了。而美国，一直没有在本土上打过仗，在异国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三，这是一场与世界老大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美军是一支钢铁攒成的军队，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铁流滚滚。最可怕的，他还有100多枚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子弹。不要说中国，就是那时的老大哥苏联，就是斯大林，也是尽量避免与美国交手。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你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哪个敢打美国啊！

    可见，在那时条件下，敢和美国较量已属难能可贵，而敢打并能打而胜之，它的军事奇妙又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什么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呢？

    这里面需要总结和挖掘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不单我军一直研究，就连我们的敌手美队，也一直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57岁，几十年的战争经历，极为丰富的经验，使领导军事和指挥战争正处于最炉火纯青、最成熟的阶段，展示了高超的战争领导艺术。

    一、不做办不到的事：具有立异性的战争指导原则。一生擅长的，就是做事；但他又擅长不做事——那就是绝不做办不到的事。在制定抗美援朝战争指导原则上，就很是显明地看出这一特点。在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刻，为抗美援朝制定了战争指导原则和作战方针，他在10月21日给彭德怀德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做办不到的事”，并强调，“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一点，成为志愿军具有指导意义的作战原则。为什么这个“不做办不到的事”成为这场战争的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呢？笔者理解，这正是在中美军队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不畏强敌，藐视强敌，向来是在面对威胁时作出的反应，但在与敌手过招时，恰恰相反，是力避硬拼，只做力所能及的事。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指导原则很是精妙地反应了的哲学思想。实事求是是哲学的精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条件下，“不做办不到的事”，就是最好的实事求是，就是从战争实际解缆而得出的最好的战争指导原则。

    2、制定“突然性”的作战方针：初战胜利之关键。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作为统帅的是昼思夜想、竭尽心思，屡次起草电报，制定作战计划，发往朝鲜战场。在10月21日凌晨不到1个半小时内，连续起草、发出了3封电报，修改作战方针，指导作战。在致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中，为这次战役明确了作战方针，在电报中称一定要“利用仇敌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成为志愿军初战制胜的关键，是不成替代的高招，美英等国的军事家将此举称为“今世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要出兵，事先已经向美国发出了警告，并且是屡次警告，可杜鲁门、麦克阿瑟们就是不听。“兵者，诡道也”，你既然不信，就充分利用你这个不信，出其不料，攻其不备——采纳秘密出兵的体例打你。于是，依照主席的要求，26万中队悄悄度过了鸭绿江，开赴了朝鲜战场。那时，仇敌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地面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可就是没有发现中队的蛛丝马迹。可以说，这么大规模的军力调动，美国人竟然没有侦察到。那时致电各中央局说明此事，说我们采纳秘密出兵的体例，“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我们参战十几天，也不在报纸上发消息，直到11月7日，新华社才首次报导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队”参战的消息，也只是轻描淡写，不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对作战战报，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要求。他在11月5日指示彭德怀：“为了迷惑仇敌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颁发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战报”。到11月18日，又专门致信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在一起说。”直到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朝鲜战局获得了根本扭转，才于12月5日我国正式对外宣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番号及出兵作战的消息。可见，这种“突然性”，成为联合与志愿军交手首战失败的主要因素。正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说的：“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这也正是过后美国人一直感到恼闷的重要理由——为什么就不听听中国人的话呢？正因为这样，在越南战争中，傍边国再说什么话的时候，美国人就认真了，不让他过北纬17度线，他就不敢过。

    三、“零敲牛皮糖”：相持状态下志愿军的成功战法。入朝早期，和中央军委曾设想集中优势军力一次战役全歼仇敌一个师，结果证明不符合实际，志愿军只有在第二次战役时候，27军利用特殊条件一次歼灭了仇敌一个团。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动用了100万军队，仇敌也是100万，在第一阶段曾在夜间进攻中包抄了多个“联合”团、营规模的军力，结果无一全歼，远远小于计划设想。这种情况下，又集中精力了解研究这场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那时，他畴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顾问长解方及4个主力军的首长，有38军政委刘西元，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上进行长时间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中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仇敌的一个团。那时的基本情况是，志愿军的火力太差，对敌实行穿插包抄后，如果当夜不克不及结束战斗，天一亮，被包抄的仇敌就会在飞机、坦克的救援下逃跑。主席意识到，这并不是打得好欠好的问题，而是军力限制问题，是客观能力问题。于是，富于求实和探索精神的就提出，我军一个军一次消灭不了美军一个师，就消灭仇敌一个团，消灭不了一个团，就消灭一个营。后来，还在电报中要求志愿军“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给这个新战术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零敲牛皮糖”。“零敲牛皮糖”是湖南人对牛皮糖的服法，牛皮糖很硬，只好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吃。用它来比方我军对美军作战不贪图大，要量力而行，打小歼灭战。从此以后，志愿军就也再也没有组织打过大的战役。事实证明，这一战法很是有效，一次“吃失落”仇敌一个连、一个营，我军“吃得”驾轻就熟。这样积累下来，数量就不小了，我军还不吃亏。可见，不拘泥于经验、客观判断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用，“零敲牛皮糖”，实现打大歼灭战向打小歼灭战转变，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对现代战争的新探索。

    对的战法，美国人在战场上领教过了。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说：“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超卓。”“如果你对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美国西点军校一个军官说：“西点军校崇拜的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两个兵家泰斗，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孙武子。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

    再看杜鲁门总统，他在军事方面不值得一提，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他在老家当过中尉，不过那是民兵连的中尉，相当于副连长；他后来当过几个月的炮兵连连长，不过没有真正打过仗。但因为他当了总统，美国总统就是理所固然的三军总司令。在朝鲜战争中，他更是当甩手掌柜，重大军事决策交顾问长联席会议议定，他颔首就是了。不过也有一条值得肯定，就是他很是痴迷战争史。因此，与其说他是有一定军事素养的三军总司令，不如说他是一个军事“粉丝”。可见，他与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

    其三，：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杜鲁门：信奉实力与强权的现实主义者

    杜鲁门这个在西方个人主义与竞争文化中陶冶出来的总统，十分信奉实力与强权，谁强谁就是上帝。他在朝鲜战争中作出的系列决策，也都是从这一逻辑解缆的。

    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立即下令出兵干涉，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上帝；傍边国警告美军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时，他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中国不是上帝。傍边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军打退到三八线时，他叫嚣要用原子弹，因为他认为美国上帝的原子弹能把不是上帝的中国吓破胆；直到他被碰得头破血流而无力回天时，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也是上帝，是上帝的上帝，因此，他也很是明智地准备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

    恰恰相反，则是一个浑身泛动着世界和平、平等与正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代表着一个东方民族的精神世界与高尚追求，那就是：再穷，也要活得有尊严；再落后，也不克不及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鞠躬尽瘁，兢兢业业，耗费大量心血。

    先说勤政。从谋划抗美援朝到取得二次战役胜利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决策和指导战争的很是时期。从10月2日到19日的18天时间，他没有睡一个好觉。他经常一天起草几封电报，同前线指挥员、友方领袖以及国内各部分领导连结密切联络，根据情况研究战局，制定作战方针，给予具体指导。据的机要秘书回忆，在此期间，他有半个多月时间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办公和吃饭，睡眠极少。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真正体现了为党为国家为理想的献身和负责精神。就是到了后期的谈判阶段，对朝鲜前线作战和谈判进展仍然十分关心，例如对开城代表团每天照例发还的谈判情况几乎都要审阅，许多事关和战全局的重要批示仍亲自执笔起草。

    再说毛岸英牺牲。毛岸英是的大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件事，人们看到了主席坚强、伟大的一面。当叶子龙和两人述说给时，说：“谁叫他是的儿子！”章士钊曾向埋怨过不该让毛岸英去朝鲜。对此很沉重地回答说：“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我是国家主席，是主张出兵朝鲜的，我的儿子不去怎么说服他人？”其实，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布满慈爱的父亲。据杨尚昆在1951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当他听到消息后，长叹一声之后说，牺牲的不计其数，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没必要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体例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固然，战事紧张，坚强的并没有下乡休息，而是继续紧张地指挥战争。但可以想见，那是在承受着怎样的失子之痛而继续为国操劳啊！

    有一幅照片留下了感人的一幕：当握着舍身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的手时，在这位柔弱的母亲的脸上，看不到哀痛，只有微笑。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在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中，有自己的儿子，也有共和国领袖的儿子！慰问她这个烈属的，同样也是一个烈属！她同样知道，他们的儿子，都是为这个国家而牺牲的！都是为一个虽然历经百年屈辱、虽然贫穷但要尊严地活下去的中国人民而牺牲的！她感到骄傲与自豪。在老太太身上所显现的是一种深明大义、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不畏强敌、追求尊严与平等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一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就是的精神！